真正的文化大家，都有一個高潔而執著的靈魂。

幸甚，上世紀90年代初，我陪在一家文化刊物當記者的妻子雪揚，登門拜訪了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家常書鴻先生及夫人李承仙，迄今憶及，常老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。那是1991年春夏之交的一個下午，雜花生樹，亂草飛鶯，明麗的陽光把樹影投在街面上，浪花般濺起一聲聲快意的鳥鳴。我們如約來到常老的寓所，進入畫室兼書房。哇！那仿佛是敦煌的一塊“飛地”：墻上掛的油畫是翩翩起舞的飛天，大照片是先生在敦煌的留影，一幅書法作品是《詠敦煌》的詩詞，書架和博古架上擺滿了有關敦煌的書和紀念品……房間雖然寬敞，卻被遙遠的敦煌塞得滿滿的，仿佛先生把敦煌石窟的一角搬進了家，從此便是終生的守護和依偎。

那年先生88歲，言談不很暢達了，但記憶和思路仍很清晰，笑聲也很響亮。常書鴻生于1904年的杭州，從小多才多藝，青年時代長得白面長身，美豐儀，一看便知是出身富貴之家的翩翩公子哥。1927年，年方弱冠的常書鴻赴法國學習美術，其間見到許多被盜運和倒賣到歐洲的敦煌經卷、壁畫和其他流散于巴黎的文物，赫然擺放在很多博物館或貴婦的沙龍里對外展出。常書鴻深感痛心，幾乎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。回國后他親往敦煌考察，發現那里黃沙漫漫，幾成不毛之地，許多石窟被流沙掩埋，文物損毀和被盜走的不計其數。常書鴻天生是藝術之子，對祖國的歷史文化，哪怕是一塊秦磚漢瓦都愛得如癡如醉。那時，政府和諸多好友皆為他安排了養尊處優的好職位，但目睹敦煌之慘狀，常書鴻痛心不已，經與好友梁思成、徐悲鴻商量，他毅然決定棄絕一切功名利祿，住進敦煌石窟附近的一座荒寺，并把妻子孩子接來，從此一生不離不棄，做了敦煌的“守護神”。1942年，于右任到西北視察，聽說常書鴻長年枯守莫高窟，過著衣食無著的生活，于是特批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，由常書鴻出任所長，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常書鴻發些薪水，以解決一家人無米之炊的難處。那會兒正是烽火連天、兵荒馬亂的年代，為防盜賊、兵痞和土匪的搶掠，常書鴻不得不備了一支手槍，夜夜放在枕下。

先生的首任妻子陳芝秀是出身杭州豪門的千金小姐，天生麗質，美艷照人，親友們無不稱贊她和風度翩翩的常書鴻是“天生的絕配”。但是，常先生留守敦煌之后，陳芝秀受不了那種遠離紅塵、孤懸大漠的凄苦生活，幾乎天天以淚洗面，靠翻看父母和杭州的老照片打發時光。不久，一位退役的國民黨軍官趙忠清到敦煌求職，自稱愿意做常書鴻的學生。沒想到時間長了，此人與陳芝秀暗生情愫，一年后，陳芝秀拋下13歲的女兒常沙娜和3歲的兒子，與趙忠清私奔他鄉，但后來的下場很是凄慘。常沙娜生于法國，6歲隨父母歸國，中學畢業后赴歐美留學，主攻歐洲藝術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她聽從父親召喚，只身漂洋過海，從美國回到祖國。父女二人，一個被稱為“敦煌守護神”，一個被稱為“敦煌的女兒”，一家人數十年甘于清貧，遠離都市，把一生奉獻給了敦煌藝術。后來驚艷中外的“飛天”壁畫，就是父女在吸納敦煌壁畫的基礎上精心創作出來的民族瑰寶。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大慶之際，北京搞了名聞全國的十大建筑，常家父女一起參與了人民大會堂、民族文化宮等重要建筑的設計工作，一瓣心香，永留史冊。

我們的采訪進行得很熱烈。只要說到敦煌，常老便談興大發，眉飛色舞，很多久遠的細節都能娓娓道來。說起首任夫人的離去，老人家也有些自責道：“那時我光顧著守護敦煌了，完全沒考慮人家的生活習慣和精神需求，這是我的不對。”

老人家講話鄉音很重，不時需要夫人李承仙在旁翻譯。告別時，常老意興猶濃，主動說：“我給你們寫幅字，留個紀念吧。”夫人研墨鋪紙后，常老從容走筆，寫下7個力透紙背的大字，“來世仍做常書鴻”。

這就是先生一生的風骨與傲骨啊！

1994年，常書鴻仙逝，享年90歲。按先生遺愿，骨灰葬于敦煌，仍是不離不棄的永遠相伴和留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