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紀80年代初，我從上海師大畢業后留校，擔任一份教育雜志的編輯。記得是1987年的一天，編輯部新來了一位翻譯朱碧恒老師。她年近半百，嫻雅低調，一開口，馬上讓人領略到她的見多識廣。上世紀60年代初，她從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后就被分配至北京工作，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任英語翻譯，還出版了不少譯著。

數日后得知，朱老師的先生就是本校文學研究所引進的法國文學專家鄭克魯，而其曾祖父鄭觀應，則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啟蒙思想家。

每當在校園碰到他倆時，身材魁梧的鄭先生總愛問我在看什么書。他學識淵博，有問必答，毫無架子。那時起，我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，鄭先生也成了我的恩師。

鄭先生出生于澳門，因其父在海關工作，常換地方。他先在海口讀了兩年小學，隨父轉至上海，一直念到華東師大一附中畢業，考取了北大法語專業。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研究生，師從著名作家、翻譯家李健吾，畢業后留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他們回到了闊別數十載的上海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們伉儷帶我出席一個出版界朋友的聚會，使我大開眼界。回家的路上，儒雅的恩師關照我，老呆在象牙塔里不行，要廣交文化界朋友。他可是一名大學者，無微不至地關心一名助教的成長，使我感動。

自從我1990年漂洋過海后，與恩師的交往少了。直到近年微信的興起，我又與他們密切聯系上。他還拉我進了“鄭門一家親”微信群，與一百多位師友交流，讓我對恩師有了更多了解。他先后擔任上海師大文研所所長、中文系系主任，榮膺法國政府頒發的教育勛章，因出色翻譯《第二性》被授予“傅雷翻譯出版獎”。

近年，我每次回上海探親，都會去母校拜訪他們。恩師雖已退休，仍筆耕不輟。二老每天都泡在校園里，早晨到光啟樓辦公，午飯在教工餐廳解決，下午繼續翻譯，直到傍晚回家，一天工作6小時左右。他們每天攜手并肩，拖著拉桿箱進進出出，已成了校園的一道獨特風景。

恩師常感慨時間太寶貴了，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經典上。我勸他要注意身體，他心平氣和地說：“我會譯到不能再譯了，生命就是要給世界留下東西！”

2018年4月，是恩師的大喜日子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38卷《鄭克魯文集》。上海師大特別舉辦研討會，我因拍片未能趕回國，但在群內看到了報道。

恩師“傾一生，為一事”，譯作影響了幾代人，作品耳熟能詳，如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《茶花女》《悲慘世界》等。他的學術造詣同樣令人嘆為觀止，主編的《外國文學史》《法國文學史》已成經典教材。

2019年我回國三次，與他們見了好幾次面。二老還在家里招待了我兩次午飯。鑒于我在影視劇本創作上取得的小小成績，那年5月，恩師在電話里提出，讓我擔任電視連續劇《鄭觀應》的項目顧問，我欣然接受。

我立即上網補課，研讀鄭觀應的資料。他浮沉商海半個多世紀，除了是啟蒙思想家，也是實業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、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。他的《盛世危言》堪稱一部富國強民的變法大典，對“戊戌變法”起到了先導作用，影響了康有為、孫中山等人。

恩師曾與我提及，曾祖學貫中西，富思辨天賦，所以才有百科全書式的《盛世危言》。而他的思考與寫作才能，或許遺傳了曾祖的基因。在鄭觀應后代中，唯有恩師從事文科并成為大學者，無疑，他傳承了曾祖的文學、教育衣缽。

一個月后，傳媒公司在上海舉行儀式，聘我為《鄭觀應》的項目顧問。恩師冒酷暑出席。那天，鄭家后代向我介紹了澳門的祖屋，還給我看了視頻。原來，“鄭家大屋”由鄭觀應之父于1881年籌建，占地4000平方米，有60多間房，鄭觀應就在此編成《盛世危言》。上世紀60年代，鄭家后人分散各地，大屋被分租出去。到了本世紀初，澳門特區政府進行了8年的修復才對外開放。

由此，我盼望有朝一日去參觀“鄭家大屋”。一旁的恩師說，他就在那兒度過了幼年時期，一百多米長的建筑已成為澳門標志性文化景觀，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他希望電視劇《鄭觀應》到那兒取景拍攝。

我與恩師交談時表示，早在1894年，鄭觀應就首次提出在上海辦世博會的設想，直到2010年才圓夢，希望在電視劇《鄭觀應》中有所體現，得到了他的肯定。他感慨道：“曾祖真的很了不起，那么早就提出要辦世博會。五叔公在世時，也常談起世博會的夢想。我們家族四代人的世博夢，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，是緊緊相連的。”

朱老師告訴我，上海世博會申辦成功后，恩師就開始忙碌了。他是上海翻譯家協會副會長，親自帶隊翻譯關鍵資料，夜以繼日，歷時數年，為保障世博會籌備工作的有序推進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2020年9月20日，驚聞恩師病逝，享年81歲。恩師是法國文學研究、翻譯的泰斗，在翻譯、教學和研究三大領域同時取得卓越成就，他的離世，是中國文學界、教育界的巨大損失。

2022年是鄭觀應誕辰180周年，7月底，廣東多個部門聯合在他的家鄉中山市三鄉鎮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。朱老師第一時間傳來了活動的視頻。再次回看鄭觀應的80年恢弘人生，其思想主張、家國情懷，仍具極高的當代價值，閃耀著跨越時空的光芒。